“此外，按照当前的政策，新造车企业在申报新建电动乘用车项目生产资质时提供给国家发改委审核的产品，不一定就是其日后申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目录的产品。这15家企业中，有的在申报生产资质时提交审核的样车就是其未来要量产上市的车型，所以在样车量产时，不需要调整软硬件设施，从试制到量产的过渡相对顺利。”王秉刚说。他还以云度为例解释道：“云度早在申报生产资质之前就确定了未来要量产上市的车型，即云度π1、π3，所以在一开始就做好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渠道建设的规划以及部分硬件建设工作。一旦生产资质获批，云度就迅速投产样车，并投放市场。”

相反，有些企业申报生产资质时提供的样车和此后申报工信部新能源汽车产品目录的样车并不相同。这类企业在进行量产时，需要调整的部分会比较多，量产的难度自然就会更高。这也是部分新造车企业迟迟未能推出量产车的因素之一。

此外，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了解到，有少数车企甚至被曝出存在大量资金缺口，已然没有资金建设生产基地，更遑论其新车的投产上市了。与记者了解到的消息一样，王秉刚向记者透露了上述车企的近况：“有一些企业产品未见，却已负债累累；有些企业则有可能并不是真正想造车，而是希望借生产资质融资，提高企业估值，并由此获利。”

■领跑企业也有烦恼

这15家新造车企业中，有的已经在新能源车市南征北战；有的已造成样车并频频亮相于各类车展现场，就差获准进入消费市场；有的生产基地刚刚落成投产；有的却被曝出大量资金缺口……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即便是像北汽新能源这类比较成熟的新造车企业，也遭遇到发展瓶颈。

日前，北汽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张勇在谈到自主品牌电动车企面临的挑战时就表示：“在动力电池革命性创新上，我们与国外还有一些差距，特别是固态电池、燃料电池这类最近几年出现的热门技术，我们在技术研发方面还很欠缺。在智能网联技术方面，最基础的设计技术和软硬件技术，依旧被外国企业所掌握。对于中国自主企业来讲，系统的集成能力相对较低，中国确确实实晚了2~3年的时间；此外，在整车集成方面，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燃油汽车，其舒适性、可靠性、造型设计、智能制造技术、轻量化等，都是汽车这个大品类需要积淀和提升的技术，自主品牌确实在以上这些方面存在一些差距。”

这也印证了韩雅娟的观点，即新造车企业技术储备深度不足，整车控制和电池技术与国外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整车操控性、可靠性提升困难，核心零部件依然主要依靠进口。

此外，韩雅娟在阐述新造车企业研发人员不足这一问题时谈到：“多数企业的研发人员投入比例不高，研发设备有限，缺乏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军人才和顶尖的技术人才。”据记者了解，像北汽新能源这类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较早的车企，正是人才流失的“重灾区”。国内许多电动汽车“后起之秀”，由于人才缺口较大，正大量招兵买马，互相挖“墙角”的现象屡见不鲜。刘义谈到：“优秀的‘三电人才’严重短缺，才是所有新造车企业面临的最大掣肘。”

■“鲶鱼效应”未显 资质审核暂停

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入华建厂的传闻一度在业内引起轰动，关于“狼来了”的担忧不时出现。这一现象表明，一方面国际车企对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早已虎视眈眈；另一方面被寄予厚望的15家国内车企却并未带来明显的“鲶鱼效应”，他们尚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近期有消息称，由于考虑到已获生产资质的企业竞争力不强、新能源汽车产能恐将过剩的现实问题，自今年5月江淮大众纯电动乘用车生产项目审批通过后，国家发改委暂停对电动汽车生产资质的审核工作。至于何时再次启动生产资质的审批工作，目前还不得而知。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洪告诉记者：“现在业内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法规为之前设立的准入‘门槛’不够高，一些实力并不强的企业获得了生产资质；另一种观点是目前审批企业数量较多，政府担心产能过剩，今后会严格控制生产资质的发放数量。”

刘义认为：“国家发改委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稳步推进电动汽车的发展步伐，适度控制总体产能。因为随着生产资质的审核通过，新能源汽车的产能不断扩大。据统计，目前15家新造车企业的规划总产能已经大于90万辆，所以国家发改委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审批上紧急‘踩刹车’。二是为了遴选更加优秀的‘闯入者’，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保障消费者权益。虽然国家发改委对申报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要求相同，但企业在技术、团队、资金、供应链等核心要素上千差万别。并且，这些企业中不乏浑水摸鱼和投机者。毕竟，在国家和地方新能源补贴逐步退坡期间，政策红利仍具有极强的诱惑力。”

近期，以蔚来为代表的新造车势力动作频频。虽然它们并未获取生产资质，但其新车上市的步伐已经快于部分新造车企业。记者此前在采访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时，他曾表示，政府没有必要利用生产资质这个“紧箍咒”来认定某些企业行或是不行，在产业大变革时期，之前传统的产业管理理念应该及早转变。

纪雪洪最后谈到：“建议有关政府部门适当减少在生产资质、产品公告方面的管控。如果企业生产了不符合标准的产品，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追究企业、当事人的责任。在生产制造、产品研发、销售体系上，我们应该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市场和用户选择真正有实力的新造车企业。”